新官上任要“烧”出“三把火”，从古“烧”到今。据说“新官上任三把火”典故出自三国时期的诸葛亮。诸葛亮当了刘备的军师，在短时期内，连续三次火攻曹操。第一次火烧博望坡，使夏侯惇统领的十万曹兵所剩无几。第二次在新野，火攻、水淹使曹仁、曹洪的十万人马几乎全部覆没。第三次火烧赤壁，百万曹兵惨败，最后跟随曹操逃出去的，只剩27人。那时，人们把这“三把火”称为“诸葛亮上任三把火”，传到后来便成了俗说的“新官上任三把火”。

如今，“诸葛亮上任三把火”的传人，从上到下，各行各业，大有人在。此外，新官上任要“烧”出“三把火”，从中“烧”到外。美国新任总统奥巴马上任伊始，面对有可能愈演愈烈的经济危机，也是迅疾地、无选择地、毫不犹豫地放上“三把火”。看来，“新官上任三把火”是一个普遍的现象，成为为官的一种模式了，或者说成为一种定式，规定的动作，非如此不可。我认为，“新官上任三把火”不要也罢。

动机分析：“三把火”不该“烧”

“新官上任三把火”到底涉及到什么样的问题？如果从动机、实质和可能隐含的问题来讨论，并且选择了非此即彼的答案，就容易回答我们到底是赞同新官上任要“烧出三把火”，还是因反对而要“灭火”。

从动机来看，大体上有三种。第一种，出于习惯、惯例，一种官场文化使然。这种惯例又与三种预期相关联着。一是官员的自我预期，即自我暗示，上任就得“烧几把火”，如果自己没有“几把刷子”，就有可能被别人看轻；二是新官下属的预期，有新官来上任，下属很自然等着新来的官“烧火”；三是民众的预期，经验告诉他们，新官必会“烧三把火”，因此，等着“点火”。

第二种，树立个人权威，以便展开自己的工作。习惯本身没有什么不好，问题在于当人们使用“新官上任三把火”这个俗语时，通常是贬义的，指的是虎头蛇尾、有始无终、不了了之。如果只出于习惯，那么，没有这“三把火”也罢，否则“三把火”要是没“烧”好，岂不是得不偿失？树立个人权威，以便展开自己的工作也不为过。可是，问题在于“三把火”是否能“烧”出来一个权威或威信，“烧”出来一个工作思路，最终打开工作局面呢？这实在是个无法回答的问题，更不存在规律性，有的只是寄予机遇或新上任官员自己的能力而已。要是我们的政府工作靠这样的模式得以开展，那么，依然没有走出“人治”，这恐怕不是我们所追求的。

除了以上两种动机外，还有一种动机，那就是，“三把火”要么是“烧”给上司看的，要么为追求政绩而大搞形象工程。这种动机自然就不必分析了。如果我们撇开“仇和风暴”式个性官员的案例不说，上升到动机论的高度来看，无论出于第一种还是第二种动机，确实让人们难以赞同所谓的“新官上任三把火”。

深层原因在制度惰性与个人主动性之弊

“新官上任三把火”之所以频频发生，其实质就是官员的个人主动性、能动性与制度惰性之间的矛盾。对于制度惰性的问题，在新制度主义中有深刻的阐释。制度的惰性，或者所谓的“懒政”，带有普遍性，政府部门或多或少都存在，而且官场的惰性根深蒂固。制度的惰性根源在于制度设计和管理方式尤其执行力有问题。问题在于解决制度的惰性从根本上还得靠制度本身，也就是说要有更完善和更系统的制度设计，并且还要有强有力的执行力。新上任官员的“三把火”确实反映出了新官们的主观能动性，但是，它只能解决一时之需，不能解决根本问题。更何况，不少“三把火”本身就是制度缺失下的惰性表现，如上面所指出的是“习惯 ”做法。此外，“新官上任三把火”可能会影响工作的连续性和政策的稳定性，进而影响正常的工作，也会造成思想的混乱。

由此，我们可进而言之，“新官上任三把火”如果不在制度的再设计与执行力上着手，反而会拖延制度层面的改革与推进，因为“三把火”很可能让人们，尤其想有所作为的官员以为“三把火”就是“三昧真火”，是解决问题的法宝，从而掩盖了制度本身的问题。依赖于“新官上任三把火”，最大的问题就是它极有可能拖延制度层面的改革与推进，这一点，赞同者自然看不到，不少反对者也是没有认清楚的。

“新官上任三把火”，固然让人敬佩，但是，将上任能够“烧三把火”的新官当作开拓型的干部，就不合乎逻辑了。更何况，上任不“烧出几把火”也不代表新官没有历史使命感或紧迫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