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时代最大的特点就是信息传播突破了地理界限，传播的速度、传播的范围都较以往有了很大的升级，从而使政府治理结构更加扁平化，提高了治理的反应速率和效率，极大地提高了政府治理水平。与此同时，互联网不仅仅带来的是工作方式的改变，更在潜移默化中改变着民众的思维方式和思想意识，只有实现工作方式和思维方式的同步发展，才能最大程度的发挥互联网的潜力。

“互联网+”中的加号，绝非算术层面的相加，而是有着乘数甚或指数效应的叠加，所起的也不是堆积性的物理反应，而是基于融合与创新的化学效应。首先，信息流动是“互联网+政务”的运行载体。信息资源在政务系统、社会系统和产业系统中的流动能够打通政府与社会的鸿沟，能够架起社会与产业的桥梁，能够促使产业推动政府履职能力和服务水平的提升。

“互联网+”实际上是创新2.0下的互联网发展的新形态、新业态，是知识社会创新2.0推动下的互联网形态渐进式演进，是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的现实选择，是中国创新驱动的动力源泉，有利于形成新的资源观、市场观和发展观。“互联网+政务”是传统线下政务活动的升级版，由此带来传统的政务方式、组织方式、创新方式发生历史性变革，政府管理服务的对象、环境和形式也随之改变。

“互联网+政务”的运行不能缺少跨部门、跨层级、跨区域的数据开放和共享，从而形成宝贵的政府大数据资源。通常所用的大数据资源基本为四大类，即以人口户籍数据库为基础，综合个人的医疗、信用、社保、教育等信息，建设“人”的基础数据库；以工商企业注册为基础，综合税务、产品生产、运输、销售等信息，建设“物”的基础数据库；以基础地理信息为基础，综合地理、建筑、道路等信息，建立不动产数据库；以中央财政为基础，将省、市、县、乡四级财务收入和支出纳入统一的管理体系，形成全国性的财政数据库。这些数据库的建立和使用都离不开数据开放和信息共享，从而实现从单一的信息资源到复合信息资源的转变，从提供碎片化服务到集中式服务的转变，有利于为部门决策提供全面、准确、及时的数据和信息保障服务，满足公共服务、社会管理、市场监管、宏观调控和应急管理各项政务目标的需要。

截至2015年6月，中国网民规模达6.68亿，互联网普及率为48.8%，而手机普及率则高达88.9%。但与此同时，互联网基础设施发展不均衡，地区差异较大。西部互联网基础薄弱、建设滞后、起步晚、发展慢，我国互联网发展呈现东部发展快、西部发展慢，城市普及率高、乡村普及率低的特点，数字鸿沟依然存在。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调查数据发现，自2010年开始连续5年中国互联网城乡差距较大，对城镇而言，互联网普及率5年平均值为72.4%，而乡村仅为27.6%。弥合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数字鸿沟”，仍旧任重道远。因此，加强互联网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普及程度，政府主动转变思维提升民众对于互联网政务的认可度是我国当前面临的最重要任务。

一是拓展互联网的广度和深度。如前所述，当下中国互联网城乡、区域发展具有较大的非均衡性。首先，加强西部边远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基础信息设施建设，推进“三网融合”进程，建立基本完善的信息服务体系，拓宽互联网的覆盖范围。其次，要建立完善的互联网政务体系满足各级政务部门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需要。截至2015年5月，政务外网的省、地、县、乡镇街道覆盖率分别已达到100%、94.3%、83.5%和33.6%，可见网络在各级政府的纵向覆盖率还呈现明显的递减趋势，强化互联网在基层政府的运用是其中的关键。

二是搭建协同共享平台畅通政府服务渠道。“互联网+政务”服务平台的核心是，以有效提升政府治理现代化水平为根本出发点，创新行政管理方式，优化再造行政流程和管理体系，推动跨部门、跨层级乃至跨地区的并联审批，提升网上服务办事的广度、深度和质量，实现由管制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在这个平台上，既要晒出权力清单、责任清单和负面清单，又要落实行政权力运行流程图、廉政风险点制度，真正实现服务标准化、政务协同化。

无论是互联网的传播理念，还是其营销模式、管理模式、商业模式，亦或是互联网新技术，如大数据分析、云计算等，都要根据政府管理和服务的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与政府政务相结合。